如果提起《诗经》,你会想起哪些篇章?
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
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
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
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
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
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
多年前,我们曾在课本中与它们相遇,而完整读过《诗经》的人却是少数。70年代末,作家张大春入读辅仁大学中文系,遇见了一位教授国学的老师——王静芝(1916—2002),每年,在他亲授大一课程“国学导读”上,他都会耳提面命坚持让学生称“中文系”为“国文系”。
王静芝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,大学时曾师从余嘉锡先生习国文古典,从启功先生习书画,抗战内徙重庆,又从沈尹默先生学书法。张大春本人也深受王静芝影响。
王静芝一直忧虑于文化传承的欲振乏力,他曾精研经史典籍数十载,以传习经典、续通文脉为己任,将毕生治诗的成果集于《诗经通释》一书中,“字注句解,贯串全章,单义简释,力求明快”,透过这本书,每一个“初学及自修者”都能窥得《诗经》之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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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从平易见艰辛
——思忆静芝先生的国学教育
张大春
静芝先生,是我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期的系主任和研究所所长。我大学入学的第一天头一堂课,即是静芝先生亲自主持及讲述的系务与课程介绍。其中最重要的课题是:我们的学系不应如俗称之“辅大中文系”,而该正名为“辅大国文系”。
“称中文系,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外国人的地位了。”他再三强调。这句话可以算是我的大学国文或者国学导读的第一章、第一节、第一个主题旋律。四十多年后想来,静芝先生当时的谆谆切切,确有远见。
在《诗经通释》书前的自叙中,有这样一段话:“说《诗》之书,或过于繁富;或过于专精;或择句寻字,别作释言;或略抒己见,随笔议论。其中虽各有精到之处,而初学者徒见其浩繁分歧,无从寻绎。”
这段话之中,有两个字非常重要,那就是“初学”。静芝先生讲学,始终强调要使初学者跬步积行,而不求深织偏执,独发奥义。这是静芝先生一切国学授述的基本精神。
对于初学者“必须”具备的古典知识究竟该如何设计?清末民初时代的学者们言人人殊,有以通达多识为急务者;有以明白晓畅为当先者;也有为速求国家之富强而力主移植西学为新页者,自然也有为避免文化之沦失而强调保守旧学为国本者。静芝先生的师承,便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脉。
这就要说到余嘉锡先生。余先生籍隶湖南常德,出生于河南商丘,光绪十年(1884年)生人。世传其十四岁作《孔子弟子年表》、十五岁注《吴越春秋》、十七岁始读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“日夜读之不厌”,且“时有所疑,常取旧书加以考证”。并因之而撰写《四库提要辨证》,这是一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著述工作,非但是目录学的巨作,更为自西方引进中国的近代高等学府——无论称之为“大学”或是“上庠”——点亮了国学教育的明灯。
余先生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中举,未几而科举废除。他在常德师范学堂任教,不多时,又逢辛亥革命,由于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赏识,受聘为目录学讲师。这是静芝先生得以与余先生结缘的背景。
近现代的大学所主张的教育,是在三五年之内(通常是四年)将本科系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以及一部分专业教养得以重点浸润,或者也还追求一定程度的、常识性质的见解。
可是,三五年的程期足以应付浩如烟海的百家群籍吗?相较于历代旧学学者,那些尽一生之力,穷充栋之文,朝夕浸淫,孜矻注解的传习者,新式高等教育如何化繁入简,挦理摘要,甚至破陈说以得新诠,都有赖于一套择精发微以求纲举目张的方法。
辅仁大学在台复校之后,戴君仁教授手创国文系,旋由静芝先生接掌教务。其治学授业,数十年如一日,向以平易为典则。比方说在论及《诗序》价值的时候,他在课堂上就说:“《诗序》最值得我们后学者留意的地方,就是它往往矫枉过正而不可信。”
在我多年前的随堂笔记上,还有这样几段静芝先生当年上课的录音稿:
“有许多篇《诗序》所说的内容,和诗的内容,实在相去太远,令人无法接受。像《关雎》篇,《诗序》说:‘关雎,后妃之德也。’我们读完了《关雎》四章,实在找不出‘后妃之德’究竟记载在哪一句里头。
“这诗所说的明明是君子和淑女应该作为好配偶。由‘求之不得’到‘琴瑟友之’,最后再到‘钟鼓乐之’而结了婚,这个过程在诗中一层一层说得清楚明白。不知怎么能曲解成了‘后妃之德’了,这就是牵强附会,甚至也还不能自圆其说。
“再来,像《桃夭》篇,明明是祝福女子出嫁。可是《诗序》却说:‘后妃之所致也。不妒忌,则男女以正,婚姻以时。国无鳏民也。’这也实在和原诗所说的相去太远。尤其是说什么不妒忌。更不知从何而来。总之,《诗序》总喜欢找一个大题目,使人不能不听,不敢反驳,不得不信。”
《诗序》谓此诗(《关雎》)咏后妃之德,不免牵强附会之甚。朱传以为女指文王之妃大姒,君子指文王。其说较《序》稍近情理,但亦穿凿。愚意以为全诗过程,是由君子追求淑女,至于结婚。中间且有“求之不得”“辗转反侧” 之语,盖君子淑女相求相友,终至结婚,诗人美而咏之也。与《序》所谓后妃之德者,诚毫无相关。至于文王大姒之说,亦无据也。
(《桃夭》)按《诗序》云 :“后妃之所致也。不妒忌,则男女以正、昏姻以时,国无鳏民也。”《诗序》以此篇强属之后妃,实为习套迂腐之论。朱传谓为文王之化,虽已不言后妃,仍见束缚于王化后德旧说之中。实则此诗仅为祝嫁女而能宜其室家之诗,极为鲜明,嫁女为人间正常之事,何以牵于后妃不妒忌?《诗序》之不可解,竟有如此者。
——王静芝《诗经通释》
平易的表现和追求就是浅近,这是“民国范儿”的底蕴。毋宁以为,这正是发三千年庙堂泮宫所未曾有之俚俗,以示学术“请卑之,毋甚高论”的底细。
虽然如此,静芝先生说《诗经》(乃至其它经史子集之学)一以近人情、求贯通、结合生活经验以及普通生活为要务,有些时候,就放过了某些容或不甚重要,但是也颇可玩味的论理。
有一次,我以《诗序》“四始”为题,写了一篇报告呈交。在讲台上收件的时候,静芝先生刻意低头看一眼我的题目,《诗四始发微》,他当下微微一笑,道:“诗所谓的‘四始’指的就是《诗经》里的四篇,分别是风、小雅、大雅和颂这四个单元里的第一篇,既然是第一篇,谓之开始,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微意可发吧?”
然而报告批改完成,发还之后,我才发现:静芝先生给了我一个极高的分数。他还特别批注,大意是说:四始问题固然无甚可论,但是报告里提及的“六义”问题则非常新颖,值得继续探讨。
那是因为《周礼》提到“太师以六诗教国子”,此处的“六诗”后来就被称为“六义”,顺序是“风、赋、比、兴、雅、颂”。这一个次第很奇怪,原因是后之学者都惯以“赋比兴”为三个写作手法,而以“风雅颂”为三种体制,割裂了风与雅颂而置入赋比兴,究竟是何道理?
我在报告中发明了一个解释的方向:由于太师以六诗教学,这个不寻常的次第应该就是教学的顺序。太师教国子,先教民歌,次以最平易的赋为教程,再次进之于比,再次进之于兴。技巧学习到位之后,复可进之于雅,这就涉及了诗歌对于社会、现实、世情等较深刻的主题的涉猎。至于颂,如何表现对政治环境积极的期许,而不流于阿谀媚谄,则不止需要吟撰的技巧,更需要深刻的智慧。太师授弟子以诗,于是有浅深渐次之别。
历来学者之能博古通今、娴熟经史的,固然一向为后学所景慕,而读书志学之士一直以为经世致用是一桩大事业,也是唯一的事业。直到十九、二十世纪之交,现代中国学术内容起了革命性的变化。
从余嘉锡先生的那一代人,到静芝先生的那一代人,同样求学治学,所怀抱的文化焦虑已然大是不同。以下所引的这一段出自静芝先生手笔的话,恐怕是余嘉锡先生一生也不会想到的。这段文字,截取自静芝先生手著《经学通论》的自叙:
“到清代末叶,欧美文化东渐。此一时代浪潮的冲激,使经学的光彩趋于黯淡。民国以来,大家对经学的尊重大不如前,甚而有持偏激之论的,指经学为全无价值……这一本书并不足以为讲学论道的书。只是将日常我们常谈到的十三经、四书、小学等习用名词,依次地说明其源流内容,并对各书的意义和研究价值略作分析叙述,所论述的都是极为浅近通俗,所持见解都是平易近人。”
从上揭之文可知,原本理所当然为“志学”之士终身浸润且毫不应有任何疑义的学程,已经必须透过“浅近通俗”的手段,才能“使多数人了解”。其原因,静芝先生在《诗经通释》的自叙里也有简答:
“盖古人之于传注,或以为学者早有根柢,不必多所辞费;或自炫其学,旁征博引。而时至今日,学科滋繁,读者兼顾乏力,甚望求之简明,得其肯要。若探赜钩玄,穷理究竟,为专家学者之事,非人人之所必为。”
曾经为刘勰所盛称的“恒久之至道,不刊之鸿教”(《文心雕龙·宗经》),在经过一千五百年岁月人事的磨砺之余,即使变俗以求媚于庶众,似乎也没有推而广之的内在动能。比静芝先生仅年长七岁、应属同一代人的唐君毅,曾以“花果飘零”四字为喻状述中华民族(文化),也曾于文章中提及佛家以为:在污泥中生莲花,则秽土亦是净土。
民初一代人抱冰怀炭,忧思夥颐,他们讲平易、求浅近,自觉去古已远,竟有辜负所学之叹,但是世俗仍加速抛花弃果,终未许花落莲成。“通释”二字,又是何其艰难呢?于今世思之,或许只能说是深情眸子依依不舍的一个回顾罢了。
静芝先生,原名大安,以字行,号菊农、霜茂楼主,晚号龙壑,笔名王方曙,合江省佳木斯市人,国学家,也是剧作家、书法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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